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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欢子的转载：我这一代东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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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我这一代东京人

我这一代东京人

2010-03-10 17:19:47

By 新井一二三 《万象》06年4月

图：战后日本人热烈向往美国式生活（一九五六）

我是一九六二年在东京出生的。户口簿上写的出生地点是涩谷区红十字会产院，算是东京较好的医院之一。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也在同一个地方出生。听说，奶奶当初对儿媳妇的决定颇有意见；毕竟她自己把九个孩子都在家里生下的，何必花好多钱到医院生小孩？说家里，其实是整天都有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寿司店后面。母亲属于战后受民主教育长大的一代，绝不肯服从婆婆的命令。多年以后，她还对我诉苦道：“刚怀孕的时候，你奶奶叫助产士来诊察过我。就是跟铺子只隔一张纸门的地方，又没办法锁住，随时会有人拉开门进来的。当时，店里雇佣好几个伙计、徒弟，全是年轻小伙子。我怎么受得了他们好奇的眼光？”

看统计，一九五五年在日本呱呱落地的孩子当中，在产院出生的只有百分之十八，到了一九六五年竟增加到百分之八十四：分歧点是六○年，此后在产院出生的婴儿永远超过一半（直到二十世纪末，才出现一些人批判产院分娩造成母子之间的心理鸿沟，并主张恢复家庭分娩）。那一年，谢国权医生（台南诗人竹轩谢溪秋三男）写的《性生活之智慧》问世，用照片介绍做爱姿势的书轰动全日本，成了总发行量达三百万本的超级畅销书。当时，他就在红十字会医院当产科主任，我是由他接生的。可见母亲多么会赶时髦！奶奶一个人无法挡住时代潮流的势头，最后非让步不可了。但是，婆媳矛盾日趋激化。我懂事的时候，父母早已从寿司店搬出来，在新宿区神田川边只有一间房的木造平屋，独立经营小家庭了。

图：产院分娩一九六○年左右普及，图为生后三个月的定期诊察严重空气污染导致大量儿童患上气喘病（一九六五）

我平生第一个记忆是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虽然当时我才两岁半，但是全体社会极其兴奋的气氛还是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父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挺手枪，乃用来发出竞赛开始的信号声，成了我和哥哥整个童年时代的头号宝物。东京奥运会是战后日本头一次举办的国际级节目，全国上下齐心祝贺的状况，跟三十多年后长野冬奥时多数人漠不关心的世情截然不一样。为了迎接国外游客，东京、大阪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在东京中心区，则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网第一工程。跟日本多数家庭一样，我家也为了观看奥运会直播而买了第一部电视机，乃黑白的乐声牌。

现在很多人都说：在奥运会以前和以后，东京的景观彻底改变了。如今回顾“美好昨日”的文章，一般也就讲到奥运会之前，一九六○年左右的日子。他们指出；直到五十年代末，东京市内还处处看得见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风铃、煤炭炉、和服、塌塌米。但是，奥运会一来，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时侯，家里每年增添新的电器、生活用品，如：电话、双门冰箱、彩电、热水器、空调、立体声音响组合、微波炉。关起门来开冷气，在塌塌米上铺化纤地毯，放西式家具，穿着牛仔裤看美国连续剧，或听英国摇滚乐，大家都觉得很先进、好酷，却甚少有人介意传统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时遭破坏。战后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赶快富起来过跟美国人一样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显得陈旧落后。之前严禁孩子们站着吃东西的父母，后来鼓励我们边走路边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汉堡包；因为整个社会认为学美国人就不会错。

经济高度成长的时代，差不多每个家庭的收入都直线提高；不是一部分人发财，而是大家一同富起来的。失业率几乎等于零，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上班族保证了一辈子的铁饭碗。能够毫无疑问地相信明天一定会更美好，社会风气相当好。我小时候父亲一个人开办的印刷厂，没几年工夫就雇请很多员工了。对曾经贫穷的日本有记忆的，我们可以说是最后一代。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妹妹没有经历每年购买新一种电器那样的生活。她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录像机，或者说，连续剧中的美国家庭拥有的一切，我们家也全有了。

以奥运会为标志的近代化，不仅改变了市井生活，而且对整座城市的基本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调整。比如说，为了赶上奥运会开幕而匆匆完成的首都高速公路网，主要建设在旧水路上的。东京的前身江户曾是能跟苏州、威尼斯相比的美丽水城，市内交通以水上航线为主，市民生活无论是交易还是娱乐都跟水路有很密切的关系。看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很多都画着水景。然而，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以后，铁路、公路运输代替了水路的重要性，在市内四通八达的运河被放弃不用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奉命设计高速公路的一批工程师们，发现有现成的交通网沦落为恶臭冲鼻的脏水沟，毫不犹豫地决定填平起来了。他们千万没有想到，江户城的遗产其实对居民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即确保东京湾刮来的海风通过的路。果然，四十年以后温室效应成为全球性燃眉大问题时，东京的气温上升幅度比全球平均高出两倍，简直呈着热带化趋势，除非恢复绿地和水面，每年中暑丧命的人数只会直线增加！

当然，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工程师们的身上去。当年，高速公路上汽车疾驰的情景是进步与未来的象征，在科学漫画家手冢治虫的作品中也常出现。人们只挂念经济发展，环保意识尚未兴起的时期，东京的各条水路确实肮脏至极。我童年时代听父亲说，他小时侯（一九四○年左右）曾在附近神田川游泳抓过鳗鱼，觉得难于置信，因为我认识的神田川是发出恶臭，满处是废物的浑水坑。每年购买新电器的居民往往把旧货干脆推下河中去的。政府清洁部门开始回收大型废物是后来的事情。到了世纪末，市议会才通过景观条例企图恢复水边生态。如今神田川的水质已经明显有改善，周遭更修成了挺舒适的散步路，似乎回到了我未曾见过的六十多年前。难道我的孩提是日本社会的一场噩梦？

一九六八年，我上小学。日本的国民总产值到了世界第三名的水准，同时国内各地纷纷发生公害案件，经济高度成长的反面效应逐渐明显起来了。大学生共鸣全世界政治潮流，“全共斗”学运达到高峰，学运分子与警察机动部队在东京大学安田礼堂展开了两天的激烈斗争，最后三百七十五名学生遭逮捕。参加示威的人大喊的政治口号“安保反对”（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连我们小孩子也耳熟了。虽然社会上有种种矛盾，但是总体来说，大家对未来还很乐观。那年另一个流行语是“昭和元禄”。江户时代元禄年间是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消费生活烂熟的高峰期。战后二十多年的日本人自我感觉非常好，竟想起元禄年间的繁荣来了。街上走的年轻人，不分男女都流着长头发，穿喇叭裤和高跟靴，弹吉他唱反战歌，也就是日本版本嬉皮士。

两年以后，国际文坛上颇有名气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带领私家小军队冲入自卫队基地，呼喊起义而失败，最后自行切腹并由徒弟砍掉脑袋的血腥案件发生了。他享年四十五。那是我有明确印象的第一宗社会案件。有些报纸竟刊登了跟身体全然隔离的三岛头部照片。周围的大人包括父母和学校老师好像都不知道该怎样解释给孩子好，结果保持沉默了。我当时根本不懂是怎么回事，只是非常惊愕，觉得特别可怕。长大以后看各种评论才慢慢开始理解其所以然。总之，三岛对战后日本的美国化肤浅风气看不顺，非得纠正政治方向不可。但是，他一类的极右派政治思想在七○年的日本完全得不到支持。社会上一般认为三岛之死基本上是一种文学理念或者艺术审美观的表现，如果不就是与众不同的性爱趋向所致的越轨行为。毕竟他的同性恋倾向是公开的秘密；文章里又多次提到过切腹场面使他兴奋。（二○○五年，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在长篇作品《告别了，我的书》里探讨：如果三岛多活了十年或三十年，会否拥有较大的影响力。结论还是否定的。）

那年夏天，日本全国为大阪博览会（EXPO70) 沸腾过一回。“你们好，你们好，从世界各国来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好，到樱花国来的宾客们！”：流行歌手三波春夫开朗做作的歌声弥漫着东京的大街小道，社会风气确实肤浅得可以。当时，我家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母亲肚子里还有一个，即是年底将要出生的老五小弟。父母决定暑假举家去大阪看博览会，但是开支要尽量节约。坐新干线太贵，于是父亲开五百多公里的私家车去；小轿车后面的位子挤满了四个孩子，困了就要重叠地睡觉。住旅馆太贵，于是托亲戚订了某公司休养所，但是一个在滋贺县琵琶湖边，另一个在神户六甲山顶，都离大阪相当远。酷热的夏天在人山人海的博览会场，到底看见了什么，老实说我不太记得的。美国馆展出阿波罗号从月亮带回来的石头，吸引最多人，但是排队好几个小时才能进去的，好像我们没有看到。模糊地记得我跟家人分开，单独进去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展览馆，似乎是匈牙利的。我买票吃了一种当地食品：上面撒着酸酸的白色酱，不太合口，但是非常特别，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异国风味。当时，有个电视知识比赛节目送给冠军的奖品是去夏威夷的团体旅行券。我周围还没有人战后去过海外旅游；有个同学因父亲调职而搬去德国，叫我们羡慕至极的。在博览会场尝到的欧洲小吃让我长年忘不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国会议员田中角荣发表《日本列岛改造论》，七月被选上首相。他主张：日本各地建设高速公路和新干线网络才是拉近城乡差距、解决公害的好方法。农民出身，只有小学毕业，外号叫推土机的土木公司老板成为国家领袖，一时轰动了日本全国，好比他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化、公平化。媒体纷纷报道田中刻苦奋斗的经历，连儿童出版社都推出了新首相的半生记。我记得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看，被班主任嘲笑了。他是左派教员工会的成员，一贯批判自民党政权的。田中角荣是名副其实的推土机，行动能力特别强，上台后两个月就飞往北京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迅速完成了两国建交的大事业。跟矮个田中比较，中国领导人显得特别高大有风度；忽然间，日本社会掀起了中国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年十月到东京来的一对大熊猫兰兰和康康。我跟一批同学们一起去上野动物园，隔着玻璃窗看了爱吃竹叶的中国大熊猫。当时它们在日本享有的名气非常大，大概仅次于推土机首相本人。全国每个玩具店都推销布做的大熊猫，服装店则出售大熊猫花样的衣服，至于儿童用品，从笔记本到牛奶杯全都印有兰兰和康康了。

一九七三年，我小学六年级时，中东战争爆发，石油震撼发生了。记得有一天，卫生纸卷开始从超市商品架上消失，有风闻说是石油价格急升的缘故。大家半信半疑，但是没有了卫生纸卷怎么了得，于是每家主妇都争先恐后地去抢购，没半天就真的卖光了。当时六十多岁的姥姥无所其事地说：没有了卫生纸卷就可以用新闻纸吧。但是，我们一代的东京小孩是从小用冲水马桶长大的，从来没有用硬硬的新闻纸来擦过屁股（其实，下水道普及的只有市中心而已。姥姥住在东京东部葛饰区，直到一九八六年去世，厕所里一直有个大黑洞）。很快，卫生纸卷重新出现，但是比从前贵得多了。莫名其妙的卫生纸事件预兆了将要来临的大变化。第二年，日本经济创下了战后头一次的“零下成长”记录。从一九五六年起维持了十多年的高度经济成长到此结束了。

我家经济也到此直线上升，日后却是有起有落了。还清楚地记得，最后临坠落前，有一段时间饭桌的情景特豪华起来，又不是过年过节还天天摆着烤鸡腿什么的，叫我预感到不祥了。果然，初中二年级的一天，父亲的公司倒闭。听母亲说是买了太多太贵的印刷机。父亲则认为上了坏律师的当；他要我长大以后学法律，替他跟不公平的社会算个帐。父母卖掉所有设备，解雇全部员工，把住家客厅改造成办公室，开始经营小出版社了。幸亏，早几年经济还好的时候，买过一栋旧房子，虽然破旧但是有五间二厅，我们至少没有失去窝。当年日本有个规则：经济越不好书卖得越好（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后，则不适用了），何况父母卖的是算盘、簿记学、会计学等的习题集，找工作的人很多都要买的。他们年纪还轻，起死回生得相当快，但是那几年里，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生活水准下降的滋味。来帮忙的姥姥发现，晚饭吃的咖哩汁不含肉；我们小孩子早已司空见惯，只要整个锅里有几片，就算是有肉的了，即使没分到自己的盘子上来也不会埋怨。父母拼命工作，拼命存钱，四年以后重新办起印刷厂了。同时改建住房，乃母亲出的主意。她不要丈夫把所有的钱都拿去花在事业上。几年不停地挺身奋斗的结果，母亲得了胃溃疡。我高中三年级那年，她割掉了三分之二的胃，为了手术住院长达一整月。比我大两岁的哥哥高中毕业后，只上了半年的职业训练班，便开始帮父母工作。果然是当时的家计情况叫他放弃了升学的念头。

我小学、初中都上了家附近的公立学校，高中则考进了国立名校：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附属高中。同学们的父母亲几乎清一色是大学毕业生，其中不乏医生等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士，叫我心中很委屈。我父母都没上过大学，高中毕业就在社会上做事的。父亲在爷爷创办的寿司店当厨师，白天有空时还做皮鞋卖过；母亲则当美容师。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时，他们分别为十岁和八岁的小孩，均在政府命令下离开家人跟老师同学们一起在外地农村过着避难生活，回到了东京，不仅自家的房子连带整个地区都在美军空袭中早已化为灰烬的。父母亲告诉我：在废墟般的东京成长的一代，先得考虑如何吃饱穿暖，即使想读书也根本没有条件。但是，我上了国立名校就发现，其实跟他们同代的日本人当中也有不少人读过大学的。说实在，只有小学毕业搞土木的田中角荣当首相而轰动全国，就是其他领导人全有大学文凭的缘故。看看在他前后掌权的佐藤荣作、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推土机首相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很久，上台的两年后发生的金钱丑闻迫他辞职，我还没上高中之前的一九七六年，因贪污罪遭逮捕了。

一九七○年为了改进空气质量，闹区开始周日禁止车辆通行，图为银座大街泡沫经济时期的东京，到处拆掉平房盖了公寓

七十年代的日本有个流行语叫“一亿总中流”。中央政府每年施行的舆论调查中，被问“你家经济状态属于上层，中上，中中，中下，还是下层”，回答说中上、中中、或中下的比率，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七十二，到了一九七三年则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这十五年里，国民平均收入上升幅度为二点八倍，绝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确实改善了。同时，随着都市化的进展，从前很明显的白领／蓝领区别不再容易看得出来了：穿着西装系领带、开着私家车上班的公司职工，到了职场就换穿工作服而从事生产线劳动，没人觉得奇怪了。结果，很多其实属于蓝领—工人阶级的日本人，一相情愿地把自己划为“中层”；我们家也不是例外。父亲虽然中学毕业，但是白手起家做了小公司老板，虽然有起有落，从未穷到挨饿穿不暖的田地，自我感觉还不坏呢。谁敢说我们家属于下层？

然而，在高中同学们面前，我的自尊心受了严重的创伤。母亲受的打击好像比我还厉害；陪我参加入学典礼后，她再也不肯来我学校了。主要不是人家有钱，而是文化根基之厚压倒了我们的。比如说，我父母没有阅读的习惯，至多看报纸翻杂志而已，当然没什么藏书可说；同学们家倒有高达天花板的书架，装满的东西名著是家庭成员之间聊家常时候的话题。又比如说，我父母喜欢跟着爵士乐跳舞，哥哥则玩吉他、搞摇滚乐，在亲戚朋友当中，我们家算是有文化的；名校的同学们却是从小听古典名曲长大的，个个都会弹钢琴、拉小提琴,或者日本三弦,放学以后的课外活动项目中，竟然有交响乐团、歌剧团。我当时连一次古典音乐会都没有去过，更何况歌剧演出，听到从附小上来的名媛们哼着意大利语歌曲，不能不受到极其深刻的阶级震撼。要参加体育社团吧，骑马、帆船等专门属于上流社会的项目可不少，叫我只好从远处向往而不敢插手。我十五岁就发现了日本社会的establishment，也意识到难以跨越的阶级鸿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区别？恐怕至少追溯到三代以前：人家的祖先不是武士就是富农，我祖先则是吃不到干饭的贫农。

日本所谓的名门中学，主要意味着升学成绩好，具体来说考上东京大学的人数多。同时，越是程度高、难考进的学校，越有标榜自由主义的趋势。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管理相当松弛；没有制服，没什么校规，跟其他学校比较，自由得多了。我们是高中生，但是所受到的待遇基本上跟大学生没有分别，一点不拘束地泡咖啡厅也去酒吧，尽情享受名门生的特权。同班男同学们，一来出身不错，二来书念得也不差，即使没考进东大也都上了好大学。几年以后毕业找工作时，他们的职业选择颇为保守，除了继承家业做医生的少爷们以外，很多要么做了高级官僚，或者加入了三井、三菱、住友等大财阀旗下的银行、商社、制造业公司。女同学的选择当时还很有限；成绩最好的人都做了医生，其次则做了学者，任职于普通企业的人一般就很快碰到了“玻璃花板”，即使没有被迫辞职，也不能担任重要职务。等到一九八五年，即我们多数人毕业本科后的第二年，男女雇佣平等法才施行，法律上保证两性就业机会该平等了。但是，法律归法律；现实为，直到今天，日本是女性社会地位在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一九八一年，我上了私立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该系一年级共一千一百一十名学生当中，女学生只有七十多，所占比率才百分之七，而且连一个女教授都没有。果然，政经系校舍内没有女厕所，要解手一定得到院子里后来添盖的小屋子去，不方便极了。我选择的第二外语是当年算冷门的汉语，结果两班同学共一百名里，竟然仅有我一个女学生（也就是百分之一整）。九十年代以后，学汉语的日本人大幅度增加，除了英语以外，这些年最多人学的外语就是中国话了。如今在早大政经系也有多半学生选修汉语。但是，八十年代初，日中经济交流还不太紧密，刚建交时期的中国热稍退了之后，只有少数人在学汉语的。作为唯一的女学生，我在汉语课堂上无法避开老师的视线，非得努力学习不可了。好在我对这一门课，从一开始就特别喜欢。

当年我们系的汉语主任是著名的音韵学者藤堂明保老师；他是日本中国语文学界的泰斗，本来做东京大学教授，却在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中支持学生造反而辞职，转到早大来当客座教授的。后来回想，我深深感觉到，由藤堂老师亲自教一年级学生汉语是老天爷给我送来的人生礼物。记得第一次上课时，他在桌子上放下索尼录音机，一按扣子就传出来充满异国情调的中国音乐，前奏完毕后，女高音开始唱：“北风那个吹……”。接着，全体学生跟着老师练习四声：“妈、麻、马、骂”。那瞬间，好像一股电力通过了我整个人，被雷劈了一般，从头到脚全身发抖。汉语美丽极了！不仅听起来特别悦耳，而且说起来非常舒服，说一句话就像唱一段歌。说我对中国话是一见种情，一点儿也不夸张。藤堂老师看见我的表情，马上建议说：“你真要学好，光在大学每星期上两堂课是完全不够的。去日中学院吧。上傍晚的课，每个星期三次，学费很便宜，而且我当院长。”

我选修汉语，主要出于对远处的向往。在早大的入学申请书上填写“第二外语选择”时，在“德、法、西、俄、中”共五种语言当中，对我最有“异国魅力”的就是中文。自从在大阪博览会场尝到了东欧风味以后，我是一直憧憬远处的。小时侯，接触到外国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偶尔被父母带去横滨中华街吃饭，我都兴奋至极。好热闹的大街小巷边，挤满着大餐厅小饭馆，大红大绿的招牌就是跟日本食肆的素淡颜色不一样，而且门前挂有全鸡全鸭之类，有的更是压扁过的。哇，多么特别！可以说，横滨中华街是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东京小孩唯一能踏足的外国领域。进入了青春时期，别人大多热中于英美文化，我却始终被稍微不一般的地方所吸引。十三岁，自己看书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十四岁，集中看了日本作家五木宽之以东欧、苏联为背景的小说。十六岁，在高中上了两年的德语课，但被复杂的语法吓坏，也嫌语音不悦耳。当年，“汉文”还是日本高中生必修课之一；把古汉语用古日语念下来，很不好啃。但是，我们满喜欢听老师讲有关古代中国文人的种种插话，比方说，爱酒如命的大诗人李白晚上坐船要捕捉水面上的月亮而不幸溺死等。另外，“国语”课本收录的鲁迅作品《故乡》（竹内好译），对我们影响也相当大，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能背诵最后两行，登场人物闰土又亲切得犹如住在远处的老朋友。对我来说，中国文化一方面并不陌生，另一方面由于政治上的距离与社会体制之不同而觉得非常遥远。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加起来就造成了很强烈的“异国魅力”。

高中、大学时期，我经常因没赶上“火红的年代”而感到遗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日本学生，早已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连文学都开始受冷落，大家各管各的后现代风气正在成气候。大学校园和平安静却充满着颓废的享乐主义。只有少数男同学认真上课，其他人则从大白天起忙于打麻将，到了晚上就带女校学生去迪斯科舞厅。她们打扮得跟最新一期的时装杂志《JJ》一模一样，有时像冲浪族，有时像美国常春藤大学女生，始终没有个性可说。因为政经系里的男女不平衡实在过头，我在大学总觉得不自在。加上，早大学生多数来自外地，没见过世面，不懂得都会生活，和我那些潇洒成性的高中同学们比较，真是土得要命，羞死人了。

由于对早大环境的疏远感，我一方面去参加跨大学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又相当积极地上日中学院的课了。那里有不同年龄的学生们，小的跟我一样岁数，大的则跟我父母差不多，平均年龄三十出头。有些人为了专业、工作的需要而来学中文，更多人纯粹出于个人兴趣。他们的学习态度比我在大学的同学们认真得不知多少倍。其中不乏当时三十多岁，曾经历过“火红的年代”的一代人。他们普遍崇拜毛泽东的新中国，有的在“文革”时期作为日本学生代表团成员坐船去中国参加过交流活动。我开始学汉语时，中国已经开过三中全会，早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但是在一衣带水对岸的中国话学校，清一色的日本学生还在和声唱《不落的红太阳》。还有高年级同学们在联欢会上唱的一首歌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都忘不了，那竟然是《游击队之歌》！

我的大学时代正巧是东京学这一门学问兴起的时候。文学评论家矶田光一写的《作为思想的东京》已在一九七八年问世。他在文中指出：东京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概念，乃有作为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要“上”来的“中心”。就像田中角荣小学一毕业就离开冬天下大雪的农村而到东京，从土木工人起一步一步爬上社会梯子，最后做了国家首相一样，很多日本人都把东京当做拼搏一番的舞台。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始终是少数，多数是从外地来奋斗的新居民；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不深，主要想好好利用她。这是经过明治维新，江户城改名为东京市时候就开始的现象；连天皇家都是那时侯从京都搬过来的异乡人。战后复兴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都越来越集中于东京；相对而言，大阪、名古屋等其它城市的地位低落了许多。日本没有上海之对于北京，洛杉矶之对于纽约，从头到尾只有一个东京，使得这座城市的“概念化”特别严重。

这样想来，我在故乡东京感到异化，也许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东京作家谷崎润一郎早在一九三四年发表的散文《思东京》里，慨叹过他曾经优美的故乡被乡下武士糟蹋到底了；半世纪以后，我在早大教室被外地出身的同学们包围时候的感觉也有所类似。外地人可以“上”来东京，我作为东京人，却得另找个方向，就像谷崎润一郎中年以后迁居京都、神户等地，沉浸在关西地区的精致传统文化中。从高中一年级起，每逢假期我都一个人坐长途火车到各地旅行；美丽的小城市可多，如京都、金泽、弘前、仙台、松江。但是，只要从东京往日本国内的其他地方去，那移动一定是“下”去的；作为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我想要“上”去，或者找另一个坐标轴。

一九八二年，大学二年级的夏天，我平生第一次办护照，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平生第一次从上空看见的万家灯火是上海的。我赴北京参加华侨补习学校为外国人举办的暑期汉语进修班。中国民航班机入夜后才离开了成田机场，飞越东海后向北，于北京首都机场落地时候，周围是一片漆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忽然看见了天安门上亮堂堂的毛泽东肖像。长安街上几乎看不到其它汽车的影子，深夜在暗淡的路灯下，竟有些年轻人在踢足球。古老的北京城就像鲁迅所描述，也像我在东京看过的影片《城南旧事》、《骆驼祥子》。那夏天，我终于发现了地球上日本以外的地方；北京对我成了世界的入口。

一九八三年，东京迪士尼乐园隆重开幕了；不仅小朋友，连大人都争先恐后地去享受美式娱乐。大学生也不例外，男女双双约会去，有些人更购买通年卡经常去。我自己却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一方面，始终不太欣赏美国的通俗文化，另一方面，有东京人的宝贵记忆。迪士尼乐园所在地东京湾北岸，我小时侯曾经是每年春天全家一起去找蛤子的浅滩。一手拿着小锹子，一手拿着塑料桶，在潮湿的沙滩上蹲下来挖洞，发现小小的贝儿在喷出盐水，是多么令小孩子惊喜的经验！而且每次都一定是特别丰收，塞满了好几个塑料桶的蛤子不容易吃完，还送给邻居朋友，场面真热闹、愉快。跟美国公司携手的投资商把那浅滩填平起来建设彻头彻尾美国式的主题公园，甚至禁止游客带饭团（即传统日本食品）进场，由我看来岂有此理。

二十一岁的我对周遭现实感到疏远，宁愿被鲁迅、老舍、巴金等中国作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独自坐在白天都昏黑的咖啡馆里头，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地查着词典看五四小说，我的心脏不由得扑通扑通跳起来。当初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忽而想通：这难道不是恋情？那年年底，我平生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迎接新年，乃在上海宾馆顶楼的迪斯科。回东京后，马上申请去中国的公费留学，幸亏顺利地通过了选拔考试，出发日期定为一九八四年八月底。我到中国，第一年在北京外语学院汉语进修班，第二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上课；每次放假都背上背包跑去神州各地：从沿海到四川、云南、东北、内蒙、新疆、青海、西藏、海南岛，越远的地方越值得去。我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来自当年天南地北的自由旅行，对中文的掌握则来自旅途上跟各地老百姓的交谈中，真得感谢中国教育部每月二百七十块人民币的奖学金了。一离开家乡就不大想回去，多想看世界，恐怕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的经验。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结束后，我回国毕业当了记者，可是老梦想着海外，不久就提辞呈，订了往加拿大的飞机票。根本没预料到，这一趟会是从多伦多到香港长达十年的大漂流。

永远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泡沫经济，是一九八五年由纽约广场饭店的国际金融协议开始的。之前，一美元换二百四十日元，广场协议之后，则换一百二十日元了。日元的购买力一夜之间翻了一番，很多人赶紧跑到国外去抢买名牌皮包，回到国内炒股炒地了。本来节约勤劳的日本民族，忽而全变成了投资家、投机家。我偶尔从国外回东京探亲，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大家异口同声地谈着股票、外汇、房价、银行、利率等。股票和地价都越炒越热，东京旧市区的土地总价格竟等同于全美国了。在新宿等闹区，几乎每个行人都穿着名牌服装、名牌鞋子，花大笔钱喝最高级的红酒、白兰地到酩酊大醉，然后不怕车费多贵都一定打的回郊区的住家去。那几年的日本，简直开着没完没了的嘉年华，或者说是天天过年晚晚过节的全民性疯狂。

经济过热的副作用很快就明显了。本来一点不值钱的小块土地，在短短几年内升了几倍，竟值几百万美元了；这么一来，传统的长子单独继承制行不通了，因为小弟弟小妹妹都要分到一杯羹。我爷爷、奶奶留下的寿司店，成了父亲兄弟姐妹八个人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姥姥留下的小公寓也成了母亲三姐妹互相打官司争夺的对象。官司总有一天要打完，但是骨肉之间的感情，闹了彻底别扭以后，再也没有办法修复的。于是，我结束十余年的海外生活回国时，父母双方亲戚之间的来往差不多都断绝了。可悲的是，我家并不是例外，很多东京人的家庭在八十年代末的几年里解体的。同时，传统习俗也在那几年内消失了。比如说，元旦曾是全家老小团聚的场合：一月一日早晨大家一起去附近的神社拜年，然后回家吃年饭，小孩子受到压岁钱，并用“福笑”、“羽子板”等只有新年才看到的玩具玩耍；二日则去母亲娘家吃吉祥食物、年糕，再一次领到压岁钱。可是，泡沫以后，那些习惯一去就不回了。父母每年都参加旅行团到国外过年去，为了休息，也为了省事。果然，合理化、计算化思考压倒了古来的生活文化。

泡沫经济只维持了五年左右，一九八九年达高峰，一九九○年就破裂。看最后决算，虽然有些人在炒买炒卖中发了大财，但也有不少人高利率借来的钱没来得及还清，结果破产或背上重债了。本来经营寿司店的我四叔，就是在投机游戏中抽了大王吃大亏，最后失踪的。此间媒体把九十年代称做“失落的十年”。在广大世界，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开始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价值观念的大调整；然而，当时的日本人还在泡沫中集体跳着疯狂舞：第二年，泡沫破裂以后则茫然若失好几年，没有及时去对应在外面发生的重大变化。结果，国民经济长期停留在低迷状态。九十年代末，一些评论家开始用“第二次战败”一词；美国、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很活跃，相对而言，日本的国际地位下降得厉害，有必要重新复兴了。几乎同时普及的“全球化”一词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化”，让日本人更加感到失意。各大企业进行裁员，一些银行差不多倒闭而被国有化，客观情况非常严重。但是，很多人还忘不了八十年代的陶醉感，只要自己的银行户口里还有点储蓄，不想认真去考虑国家财政面临的危机多么大。

我对泡沫时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反感，当初以为经济冷却一阵会是好事情，若迫使大家冷静下来重新过朴素踏实生活的话。可是，后来的发展却不如我所愿。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世界受了“9·11”的大冲击，日本则在小泉纯一郎领导下越走越非理性化。社会上，泛滥于各媒体的流行语是“赢组VS输组”。在新的经济环境里，不是大家一起过朴素踏实的生活，也不是全民协力复兴国家，而是两极分化日趋悬殊，不属于“赢组”就属于“输组”的弱肉强食时代已经开始了。日本人不可能再做“一亿总中流”的美梦，即使只是梦；二○○五年的一本畅销书就叫做《下流社会》，消费市场分析家三浦展在文中预测，今后的日本社会，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属于上层，百分之四十五属于中层，百分之四十属于下层，而越年轻的一代越有可能从中层滑到下层去。

前些时，我参加了高中毕业二十五周年的校友会，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感。上层阶级出身，名牌大学毕业，任职于第一流公司的同学们，几乎无例外地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悲观。有一个人，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大银行，在当时看来是保证高收入的稳定选择。谁料到，十多年以后，一些大银行消灭，一些互相合并，一些竟被外资收买。他很尴尬地报告近况说“我已经在第三家银行做事了”，但是在座的人听了那家银行的名字都很陌生，让人家更加尴尬。他是很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公司工作的朋友们，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对自己的职业最满意的似乎是东大法律系毕业后任职于大藏省（现财务省）的一个同学。最保守的选择，获利最多：这是低成长社会的悲哀。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大多同学们今天失意的原因，就是他们一贯太保守了。最近常在经济新闻上曝光的市场强人，如Livedoor（互联网金融业者）的堀江贵文、乐天公司（网上购物中心）的三木谷浩史、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虽然都是东京大学、一桥大学等名门的校友，而且三木谷和村上两人也分别在日本兴业银行和政府通产省做过事，但是都中途离开了既定的人生道路而投入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我们一届刚超过了日本人的平均年龄；那么，市场强人多数比我们小（三木谷一九六五年生，堀江则一九七二年生）也不足为怪。非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市场强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东京人；他们要么在关西或者在九州长大，十八岁单兵独马“上”来东京，气势劲头之大就是东京少爷们学也学不到的。谷崎润一郎在《思东京》一文中，把自己家人骂为“败北的江户儿”：他们有都会人的潇洒，但是缺乏奋斗的力气，于是在社会大转变的时刻，总是跟不上潮流，必定为败者。一百年前的江户儿是，现在的东京人也是。

堀江、三木谷、村上，三位强人的办公室都设在东京西南部，六本木HILLS森塔里。二○○三年完成的五十四层综合大楼是“赢组”公司的根据地，老板们又集中住在邻近的住宅塔。用大众媒体的说法，“HILLS族”是“赢组”中的“赢组”。二次大战后的六本木，因为曾经有美军基地，附近出没的洋人挺多，所以西式食肆、酒吧等夜生活场所特别繁荣；东京第一家汉堡包店、比萨店都开在六本木的（于是日本人习惯性地把香港兰桂芳形容为当地六本木）。高中时候的我，有一次被富裕女同学带去白人顾客占半的高级俱乐部，在充满异国情调的薄荷色灯光下目眩过。八十年代，六本木的迪斯科倒成了人人皆去的消费大众圣地；在泡沫经济时期，其热闹庸俗的程度，称得上是大人的迪士尼乐园了。后来，一时沦落为满街都是东欧妓女的低级红灯区。谁料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六本木竟会起死回生为东京的新经济中心。

我回国定居已有八年多，这些年一直住在东京西郊，到六本木要一个多小时的地方。但是，心理上的距离则远多了。是我年纪大了？还是属于“输组”了？不能否定的一点是：我也甩不掉的“败北的江户儿”属性。

附 记
二○○六年一月，Livedoor（活力门）公司的总经理堀江贵文（俗称Horiemon）因违反证券交易法而遭逮捕。几乎同时，他头号手下的遗体在冲绳县饭店客房里被发现；令人怀疑该案件有相当复杂的背景。才半年前，堀江在执政党推荐下参过选，给捧为新一代年轻人的榜样；然而，情况一变，落水狗被打得可惨。他曾发出的一句话“金钱能够买一切”成了道德观念败坏到底的铁证据，这回被形容为二十一世纪初日本社会风气堕落的象征了。在拘留所蹲了九十多天后，堀江付三亿日圆（约合两千万元人民币）的保释金而重新获得了自由。三个月内，他瘦了八公斤，读了两百本书；看起来并没有憔悴，精神好焕发的样子。虽然失去了公司的经营权和大部分财产（因股价猛跌），他还是拥有六本木HILLS豪宅；大概正在俯瞰着整个东京而思考下一个棋子该在哪里放下。

轶事一则

作为视觉神经科学研究人员，我们要感谢俄国陆军上校莫辛和比利时枪械设计师纳甘。

• 由他们共同设计的莫辛—纳甘步枪，在1891年开始装备苏联陆军步兵。这款新型的7.62毫米口径步枪，其子弹初速达超过了800米。
• 如果被这种枪的子弹在近距离射中，子弹会穿过身体，而不会留下很大创面。
• 在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有不少日本军人被这种子弹击中头部（譬如下图画面中间倒下的那位）。除了日俄战争外，还有少数是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受伤的士兵
  
• 在中弹后，士兵通常会昏迷数小时到数天，但这些创伤并不致命。一些伤者在恢复知觉后，得了看不见东西的怪病。（他们的眼睛完好无损）。
• 根据政府的规定，失明面积大小与抚恤金的额度挂钩。
• 一位名叫Tatsuji Inouye的日本医生负责鉴定患者受伤程度，他总共分析了29名患者。
• 根据这些病人的情况，Inouye详细描述了大脑一块皮层的功能和特性
• 这块皮层后被称作Primary Visual Cortex——初始视觉皮层。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大脑的了解最为深入的部分。

debut

虽然舞台也上过好几次了。不过本周五将会是我第一次登台演话剧——Pasadena Babalon

这部话剧是以自学成才的火箭科学家，兼Ordo Templi Orientis（上世纪初美国的一个小邪教）教徒 Jack Parsons 为线索，讲述加州理工喷气与推进动力实验室JPL的建立与早期发展。

本人于剧中饰演在Caltech跟Von Karman读博士后的钱学森。剧照稍后奉上

详细情况参见：http://weblab.caltech.edu/features/5
预告音频参见：http://images.caltech.edu/weblab/babalon_clip.mp3

对于近期各种事件的个人看法总结

最近发生了许多大事，太突然，我也一直没能整理好头绪。所以只能在看书之余转几帖很有中华民族风格的那种黑色幽默顺口溜聊以自慰。
小波怕是要再去捡好几年豆子了，google也马上就要走了，也不知再过多久会推出白名单，杭州楼市哆哆嗦嗦，银行又推出新政策，和这些相比，无论海地地震还是明星怀孕都基本上无人问津。

一连串大事件实在让人目不暇接。担心过、害怕过、愤怒过、失望过、也一直在思考我看到的这世界，背后究竟是什么。但是现在，我最强烈的感觉是自己竟然如此渺小——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连最微不足道的涟漪都掀不起来。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把手里正在看的paper攥得更紧了点。也奉劝我周围各位心中尚存几分浪漫理想主义的同学们，不要整天泡网上瞎嚷嚷了，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还年轻，来日方长，我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不同于美国炸了中国大使馆，新闻联播挑两个戴着大方眼镜满脸青春痘还不刮胡子极尽猥琐的“首都高校学子”表态说：“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因为这类货色他们脑子理想的下文通常是“一定要好好学习才能出国避祸安度余生”。我想我的回答与他们不同。

作为一名伪·学术工作者，还多了一个问题需要我认真考虑。我一直以为，科学技术不会有好坏之分，其正面作用永远是压倒性的。但有些事情让我始料不及。科学技术的种子，并不总能茁壮成长。我们不光需要创造它，更需要捍卫它。

[zz]09年总结

正月十五，央视添堵，预示今年，难以靠谱；
三月开始，甲流如虎，全球人民，六神无主。
经济危机，大象变鼠，世界各国，心里打鼓。
杭州飙车，巴东抗辱，上海钓鱼，新疆七五。
猫猫刚躲，楼倒黄浦，纸币开铐，民心难抚。
老太自焚，以身守土，楼价狂飙，回应政府。
本山住院，阳仔递补，女排不灵，男足涉赌。
律师辩黑，自遭逮捕，高管落马，如何防腐？
学森辞世，羡林作古，不堪寂寞，曹操出土。

Talking about 教育部清退的不是代课教师，是良知(转载）

又想起土鳖交大的某个老师上课时候拍案道：“交大的教学不是濒临崩溃，是早已崩溃！”

其实岂止是交大

Quote

教育部清退的不是代课教师，是良知(转载）
以下内容转载自陆英九搜狐博客: http://luyingjiu.blog.sohu.com/141361002.html

2006年，教育部提出要在较短时间内，将全国余下的44.8万代课老师全部清退，进入2010年，代课教师将进行最后的清退。

    什么叫代课教师？代课教师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是指在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过去被称为民办教师，大约10年前，好大喜功、纸上谈兵的 教育部门以“提高基础教育的师资质量”名义在全国一刀切清理民办教师。但事与愿违，不少偏远贫困农村地区招不到公办老师或公办老师不愿去，只能继续由临时 教师执教，但他们的身份代号被改为“代课教师”。

    代课教师代表着什么？第一，代课教师代表着中国艰苦贫困农村的教育。南方周末2005年以《代课教师艰辛执着震动人心》为题，报道了“中国最老的代课教师 ”、甘肃张家堡小学创建人、代课教师王政明。指出，正是以王政明为代表的数十年如一日的优秀代课教师中支撑着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他们无愧是贫困地区基础 教育的脊梁。第二，他们代表着贫困。王政明1985-2005年一直拿着40元／月的工资。2008年初，湖南省隆回县340名农村代课教师给教育部发出 过一封公开信。信中说：“尽管我们工作量比公办教师重，工作条件比公办教师艰苦，教学成果不比公办教师差，待遇却和公办教师有天壤之别。我们每月工资四百 余元（一年只发十个月），不到公办教师收入的四分之一，而且没有任何其他保障”。信中讲了一个凄惨的故事。刘慕君老师代课21年，落下了很多疾病。生活也 因治病而穷困不堪。因为代课教师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2006年她不顾病魔缠身，暂时放弃代课，去深圳打工治病。不到一年撒手人寰。临终前，她万分痛悔地说：“是代课毁了我的一生，是代课代去了我的命！”第 三，他们代表着中国身份制社会中的低贱者。王政明担任民办教师二十年多后的1984年，因学校分来了几个公办教师，而被辞退。1985年教师不够时又被召 回，他的工龄也只能从这一年重新算起，这就是他后来没有被转正的原因。隆回代课教师的公开信在末尾写道：“更让我们痛心和尴尬的是，我们含辛茹苦教了几十 年书，却一直连国家承认的‘人民教师’的合法身份都没有，这对我们代课教师，甚至对国家的教育制度又是怎样的讽刺！”农村里的知识分子总是格外单纯，其实 当年决策搞公办、民办双轨制的人，以及后来决策清退他们的人，都没觉得“讽刺”，在他们眼中，中国人按户籍、按身份分成三六九等是天经地义的事。也因此，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户籍制和身份制还如巍巍昆仑，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

    什么叫清退？清退在大陆语文中一直是针对非法或者不良事物进行清理、退还、驱赶时使用的词语。百度一下，看到的都是“清退赃款”、“清退赃物”、“清退贿 款”、“清退回扣”、“清退非法行医人员”、“清退非法集资”、“清退非法占地”、“清退非法摊位”，等等。也就是说，尽管无法为艰苦贫困农村学校安排足 够的公办教师而不得不招用代课教师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尽管代课老师都是学校聘用的而且很多还在继续上课，但在教育行政部门看来，代课教师是给他们抹黑 的人（让他们的好大喜功破功），是给中国教育丢脸的人（暴露了中国贫困地区教育因投入不足而严重落后的局面），因此是类似非法行医人员的非法行为人。

    宋代思想家李觏有一句名言：“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也就是说，教师肩负塑造学生善良品格和社会善良风俗的重任。反过来说，社会不能善待教师，乃是巨 大的道德污点。《吕氏春秋》说：“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如今教育行政部门对层出不穷的高校腐败熟视无睹，却对身份低贱、家庭清贫的代课教师赶尽杀 绝，根子在于他们根本没把师道当师道，没把教育当教育，没把善良当善良，心态近乎封建庄园地主，行状近乎血汗工厂老板。

    中国因为有巨量优秀的廉价劳动力而让“中国制造”纵横世界，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让中华民族有力复兴，谁曾想过这背后有着那些代课教师的巨大功劳？我们已 经剥削了民办教师、代课教师数十年，我们已经亏欠他们数十年，今日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让他们离开讲台，必须给他们一个交代，一个经济上的交代，一个身份上的 交代。把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人像狗一样一脚踢开，让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人成为农村最贫困的人，让做了一辈子教师的人在满头白发时无法享有一个老师的名分，让做 了一辈子教师的人一无所有地郁郁而终，那不仅将是教育部门的道德败坏，也将是全体中国人的良知沦丧。我们说，一个缺德的人即使富有也是渺小的，那么一个缺 德的国家即使发达也是丑陋的。

    写到这里，我已泪不自禁，不想再论证什么了，也没什么好论证的了，因为这本是一个不需要论证的问题，只是一个良知问题。中国，你的良知在哪里？

[zz]乾隆盛世

转载自《自曲新闻》http://freemorenews.com/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所写的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
     然而，一登上中国的土地，他们马上发现了触目惊心的贫困。清王朝雇
佣了许多老百姓来到英使团的船上，为英国人端茶倒水，扫地做饭。英国人注意到这些人“都如此消瘦”。“在普通中国人中间，人们很难找到类似英国公民的啤酒
大肚或英国农夫喜气洋洋的脸。”这些普通中国人“每次接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都要千恩万谢。对我们用过的茶叶，他们总是贪婪地争抢，然后煮水泡着喝。”
 
   使团成员约翰·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
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不
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二
   
     乾隆皇帝被描绘成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有的评论者甚至还去掉“之一”二字。
     据说，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阎崇年们说：乾隆统治下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何以我们五千年文化结出的总结性的盛世在英国人眼中居然如此黯淡？
     原因是，乾隆时代的普通英国人生活水平差距实在太大了。
     十四世纪，欧洲人并不中国人富裕多少。他们的食物中肉食比重并不算高，一大块面包加一碗浓汤就已经让辛苦了一天的英国农夫心满意足。但是随着经济的质变，欧洲人与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
期，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一日三餐的食谱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
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工业革命后，英国人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1808年英国普通农民家庭的消费清单上还要加上2.3加仑脱
脂牛奶，1磅奶酪，17品脱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
     乾隆年间的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呢？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主要食物是粗粮和青菜，肉蛋奶都少得可怜，通常情况下，在春荒之际，都要采摘野菜才能度日。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笔笔皆
是。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业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
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
   
     三
   
     乾隆盛世的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精神上。
     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
 
   英国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
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
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
     这仅仅是英国人一连串吃惊的一个开始，比这更让他们震惊的事还在后面。
 
   在船只行使于内河时，英国人注意到，官员们强迫大批百姓来拉纤，拉一天“约有六便士的工资”，但是不给回家的路费。这显然是不合算的，许多百姓并不
想要这份工资，拉到一半往往连夜逃跑。“为了找到替手，官员们派手下的兵丁去附近的村庄，出其不意地把一些村民从床上拉出来加入民夫队。兵丁鞭打试图逃
跑，或以年老体弱为由要求免役的民夫的事，几乎没有一夜不发生。看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悲惨状况，真令人痛苦。他们明显地缺衣少食，瘦弱不堪。……他们总是
被兵丁或什么小官吏的随从监督着，其手中的长鞭会毫不犹豫地抽向他们的身子，仿佛他们就是一队马匹似的。”
     乾隆盛世的秩序原来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四
   
     而同时代的欧洲，人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不能任意将另一个人置于脚下。
 
   1747年，也就是乾隆十二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建了一座夏宫，叫无忧宫。没想到这个无忧宫却给他带来了麻烦。原来他的这个王宫选在了一个平民
百姓的风磨边上。在修建期间，磨坊主向法院起诉国王，说新建的王宫挡了风，不利于风磨转动。最后国王不得不屈膝让步，同意对磨坊主陪偿。
     这个故事有助于我们理解英国人何以对乾隆年间中国人的人权状况如此吃惊。
   
     五
   
     乾隆盛世的出现，有赖于乾隆皇帝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挖掘了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部潜力。如果乾隆生活在汉朝或者唐朝，他也许无愧于伟大二字。因为那个时候，野蛮和贫困横行于整个地球。
     然而，乾隆时代的世界，与汉唐已经截然不同。在乾隆出生以前，世界就已经进入了全球化过程。
     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标志着地理大发现的完成。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相继来到中国南面的海域，频频叩打中国的大门。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任何国家想永远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
 
   而乾隆所处的十八世纪，更是人类历史伟大的转折点。正是从这个世纪起，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程度。“乾隆在位六十年，正好是
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在此之前，……地球的底层蕴含着庞大的资源和能量，人们一直在探求而少收获。十八世纪，一下子得到了打开宝库的钥匙，新
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地喷涌进射出来。工农业产量几百倍、成千倍的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
     而这个世纪政治文明的进步并不慢于物质文明。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名著《论法的精神》。1776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四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发表《人权宣言》，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1795年，乾隆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
     十八世纪，世界文明大潮的主流是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法律的笼子里”。西欧社会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人的公民权利保障大为提高。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
   
     六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乾隆皇帝却在做着相反的事情。虽然乾隆的爷爷康熙皇帝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知道有人环绕过地球。虽然乾隆年
间西方传教士已经向他介绍了日心说，虽然英国使团给他带来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甚至还有热气球和
复滑车表演，他却对世界大势的变化没有丝毫敏感。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
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
     大清社会各个层面都处于他的强力控制之下：
     他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杜绝了皇族、外戚干政的可能，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安享俸禄，不敢乱说乱动一下。他以高明的权术和超常的政治恐怖把大臣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股掌之间，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的态度是一味镇压。在他眼中，皇帝、官员和百姓，是父亲、儿子和孙子的关系。不管父亲如何虐待儿子，儿子也不许有丝毫反抗。因此，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 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于知识分子，他更如临大敌。他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扫除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乾隆年间仅大的文字狱就出现了一百三十件。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七
   
     因此，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
     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
     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一世的成就。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认为，只要让全体中国人都“做稳了奴隶”，就是最大的德政，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横向对比十八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
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乾隆盛世是一
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乾隆时代的中国人，是“做稳了的奴隶”，只许有胃肠，不许有头脑。
只有这样，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
     乾隆的盛世监狱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
     英国人一到中国，马上发现中国人远不是传说中的那样，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他们发现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对公众事物漠不关心。
 
   英国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触过中国人，那些人看起来都很正常。在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中国移民的“诚实跟
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发明创造和聪敏似乎也跟学习模仿的精确一样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国家中的中国人，却远没有海外中国
人那样活泼自然，也缺乏创造力。他们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胆小，同时也更冷漠、麻木和残酷。
 
   使团的船经过运河时，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许多人掉进河中。巴罗说，“虽然这一带有不少船只在行驶，却没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里挣
扎的人。……劝说我们船上的人开过去援救也得不到响应。不错，我们当时船速是一小时七英里，这居然就成了他们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确信这些不幸的家伙中有几
个一定是丧命了。”
     英国人分析说，这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
影响。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他时，他们实际上
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八
   
     虽然登峰造极，但乾隆的统治并没有任何新意。乾隆盛世不过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总结和大重复。不幸的是，这个盛世出现在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因此其成就如果烛火遇到了太阳，一下子黯淡无光。
 
   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中国的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才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
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在乾隆死去二百多年后，仍然有人连篇累牍地歌颂乾隆盛世的稳定和伟大，研究揣摩乾隆治术的高深。许多人仍坚定地认为，只有乾隆的风格和方法才适合这片独特的土地。
     只有透彻了解了乾隆时代的另一面，对这个时代的得与失进行一个全面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民族才算没有白白经历“乾隆盛世”。

翻译二三事儿

翻译最需要什么？不是丰富的专业知识，也不是高超的文化造诣。
就像我blog以前说过的那样，无论是理发师，还是厨师，还是运动员、歌手，乃至工人、农民，甚至城管和小贩，要想把本职工作做好，最重要的是爱。

最近天天在翻译老K的书The Quest for Consciousness，在某一章开头，书中引用了《爱丽丝镜中奇遇》的一小段原文。因为需要知道Dumpty Humpty的既定译法，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已有的中译版。打开一看却发现，每个字都是汉字，为啥连起来就读不懂了呢？
附原文和我的翻译以及网上的译文：
…  that we’ve had enough of that subject, and it would be just as well if you’d mention what you mean to do next, as I suppose you don’t mean to stop here all the rest of your life.

我的翻译
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谈了好久了，还是来说说你接下来打算干什么吧。反正你也不会一辈子都停留在这一个话题上。
网上找到的中文版
我们对这个话题已经谈够了。而且也知道你下一步要谈些什么，正像我料定你不想把你的生命停留在现在一样。

那个中译本是出自一个叫赵明菲的人之手。这不由得又让我想到许明贤和吴忠超翻译的《皇帝的新脑》，一部神作，就这么轻轻松松被狗血了，而且你要看还只能看他们的翻译（一般当代书籍都是通过出版社合作完成的，很少有机会出现多个译本。）纵使我每次鼓起勇气想翻两页，但是看着看着，就会有吃大便的感觉，而不得不停下来。

除了职业道德要过关之外，翻译最大的问题在于需要充沛的时间和创造力。尤其是当很多内容没有中文对应时。比如这句：
Continuing with animal consciousness, why stop at mice or, indeed, at mammals?  Why be a cortical chauvinist?  Do we really know that the cerebral cortex and its satellites are necessary for perceptual consciousness?
对于Cortical chauvinist，我能想到的第一个也是到目前为止最恰当的翻译，是“皮层控”……可惜鼓了许久的勇气，我也不敢这么写。最后只好退而求其次，换用了我不大欣赏但是不会有问题的描述性语言。。。
不过也有改头换面翻译但最后效果还比较到位的，比如 “usually slips under the radar”，就被我说成了“瞒天过海”。

BTW，正在听Beatles No.1，《Get back》里面有这么一句：
Get back, Loretta.  Your mama’s waiting for you
顺手给个翻译：
回来吧萝莉，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在翻译过程中，我最行为艺术的一个事儿要数在OOPS里当义工的时候，听打rms （Richard M Stallman，自由软件神教教主）的一段视频。这段视频的主题思想无外乎是站在gnu的视角上介绍一下历史：Linus那小子窃取了我们的革命果实。M$多么多么邪恶，使用其产品的“奴隶”们又有多可悲……
朱老大（朱学恒）揽到这个活儿后，嘱咐我要以最快速度做出来，让他看看我们的实力。因为在接洽的最初阶段，OOPS用了opensource的字眼，胖子就很不高兴，非要跟老大争论说Linux教派的哲学根本就是错的。两方面的接触并不是很友善的样子。
结果通宵搞了两天翻译、校对完毕之后，我把一份完美版的.doc文档email给了老大，然后老大审阅过觉得没问题后，将邮件原封转发给了rms……

Of blindness

所谓BLINDNESS—盲，并非一定是眼睛有问题。

正在翻译The Quest for Consciousness，里面提到了许多种奇怪的“盲”。通过对这些病症的研究，我们更需要重新审视整个世界以及我们自身：这个世界真的如我们眼中看到的那个世界一样吗？

黑体字是我的翻译，另附通俗点评。

Achromatopsia 全色盲：由于梭状回的局部损伤，导致的对于颜色知觉的特定缺陷。

比常见的红绿色盲可怕得多，这种病人只能活在黑白的世界里。

Akinetopsia运动盲：由于MT区附近的皮层损伤，导致的对于运动视知觉的特定缺陷。

一位运动盲的患者曾经描述过他所经历的过马路的情形：“我看到远处停着几辆汽车，可是一眨眼的功夫它们就突然变大了数倍，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位患者甚至无法通过视觉为杯子倒水。他需要把手指放在杯子内沿，用触觉的帮助才能知道是否水已倒满。

在极低的刷新率下玩第一人称视角的游戏，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种类似运动盲的体验。

Blindsight 盲视：在毫无视觉体验的情况下，残存的视觉–运动行为。病人声称自己的部分视野已经失明，但却可以对来自失明视野的简单刺激做出适当的响应。这是行为和意识之间选择性分离的一个例子。

盲视患者的意识无法接触到他所看到的内容，也就是说，无法读书或看电影。但是患者的光感受系统却还在工作。于是，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盲视患者可以在无意识参与的情况下使用光感受系统，例如走路，甚至规避障碍。我强烈怀疑武侠小说里描述的盲人剑客其实全都是盲视患者。

Change blindness 变化盲：以极短的时间扫视图片或场景 ，观察者认定自己已经看到图片的全部内容，然而却无法发现图片或场景中的明显变化。

玩过“大家来找茬”的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比如这幅GIF就很能说明问题：http://nivea.psycho.univ-paris5.fr/ECS/kayakflick.gif

这里还有更多：http://www.psych.ubc.ca/~rensink/flicker/download/

Hemianopia 单侧视力缺失：一侧视野的全盲——即完全丧失视觉感知的能力。这种病症是由于LGN到V1的上行通路受损所致。

这种病症意味着每只眼睛都只能看到同一侧的内容。例如左侧视力缺失是指左眼的左半部视野，以及右眼的左半部视野同时失明，这比一只眼看到的视野要小得多。

如果你想体验这种视力缺失，可以通过在单侧颈动脉注射一种镇定剂 (sodium amobarbital)。这会导致在半个小时之内，你单侧视野完全丧失，当然，因为作用在整个半球，所以还会带来肢体运动失灵，（对于大多数人，如果注射在左侧，还会导致语言能力受损）。

*注：此类实验非常安全，不会对身体带来伤害。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疏忽盲：一组非常灵验的心理学演示。当受试者没有在注意某个刺激时，哪怕该刺激出现在视野的正中央，受试者也看不到该物体。疏忽盲重点揭示了期望在感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疏忽盲大概就是我们平日常说的“视而不见”。只要通过巧妙引导观测者的注意力，谁都会产生这种疏忽盲。比如在看到极具诱惑力的打折广告时，人们经常会忽略最底下那一行小字（通常来说，那行小字才是最关键的。。。）

Neglect
忽略症：一种神经学综合症。这一病症通常与右侧后顶叶皮层的损伤相关。患者无法对受损视野内的信息做出响应。但是患者的初级视觉通路（包括从视网膜到V1的部分）却是完整的。更确切地说，该病症又称为视觉空间半球忽略症。与忽视相关的另一种综合症叫做消退症。消退症患者可以看见独立出现在受损视野内的物体，但是如果在未受损视野内同时出现另外一个视觉刺激，则会丧失对受损视野内物体的视觉感知。

Prosopagnosia
面容失认症：对面孔识别这一视觉能力的特定性丧失。某些患者甚至不能识别名人或身边熟悉人的脸孔。

关于人脸识别，心理学和计算神经科学（再算上计算机视觉）研究工作者的一大共识是，海量的训练在识别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白人或者黑人面孔的记忆、识别能力要远逊于我们对亚裔的识别，而对陌生人的识别能力也要远逊于对亲人朋友或者明星及国家领导人的辨识。但是，如果关于人脸编码的核心算法单元被破坏，人脸的识别就变的非常困难了。面容失认症对人脸的检测和识别都会造成很大影响。例如下图：